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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I | 中文 : 加中建交50周年

著者: RCI | 中文
  • サマリー

  • 写在前面的话: 2020年标志着加拿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五十周年。 按照常规,这应该是值得庆贺的一件事情。加拿大是最早承认中国,并建立外交关系的西方国家之一。 但现实是,目前,加中关系降到了五十年来的最低点。 2018年12月1日,加拿大应美国要求扣押了华为财务总监孟晚舟,并展开对她的引渡案审理。从此,两国关系急转直下。 今年,一项民调显示,加拿大民众中,对中国有好感的只占12%。 在这个系列节目中,加广中文台会采访加拿大政治、外交、学术、媒体领域中熟悉中国事务人士,梳理加拿大与中国建交五十年的历史,介绍加拿大对中国从友善、期待,到现在的茫然、失望,以及他们对未来的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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あらすじ・解説

写在前面的话: 2020年标志着加拿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五十周年。 按照常规,这应该是值得庆贺的一件事情。加拿大是最早承认中国,并建立外交关系的西方国家之一。 但现实是,目前,加中关系降到了五十年来的最低点。 2018年12月1日,加拿大应美国要求扣押了华为财务总监孟晚舟,并展开对她的引渡案审理。从此,两国关系急转直下。 今年,一项民调显示,加拿大民众中,对中国有好感的只占12%。 在这个系列节目中,加广中文台会采访加拿大政治、外交、学术、媒体领域中熟悉中国事务人士,梳理加拿大与中国建交五十年的历史,介绍加拿大对中国从友善、期待,到现在的茫然、失望,以及他们对未来的期许。
エピソード
  • “加中关系活的编年史” 傅尧乐教授:从理想到现实 | 加中建交五十周年系列访谈之一
    2020/11/23
    欢迎阅读以及收听我们的系列专访合集:加中建交五十年 从今天开始,加广中文台推出特别系列节目“加中建交五十年”,将会采访五位加拿大政治、学术、外交、媒体领域熟悉中国事务的人士,梳理加拿大与中国建交五十年的历史,介绍加拿大对中国从友善、期待,到茫然、失望,以及他们对未来的期许。 接下来是我们这个系列的第一部分:专访“加中关系活的编年史” 傅尧乐:从理想到现实 (18’06”) https://www.rcinet.ca/zh/wp-content/uploads/sites/6/2020/12/1202-frolic-mixed-final.mp3 1965年,加拿大学者、外交官傅尧乐(Bernie Frolic)第一次前往中国考察,到去年11月最近一次到访中国  - 他前后60次访问中国,被称为“加中外交关系活着的编年史”。 目前,年过八旬的他正在撰写一部书,主题正是加中关系五十年。 第一次中国之行:见识不一样的共产主义 1965年,傅尧乐正在莫斯科完成自己的博士学位,主题就是研究苏联的共产主义。他那是对中国充满好奇,希望看看中国的共产主义与俄国有什么不同。于是,他前往中国,待了一个月。他的第一感受是,与俄国相比,中国更加贫困,但也更加不同。 从此他作为外交官和学者,与中国的半个多世纪缘分开始,尽管此前“他并没有计划要把中国作为终身的研究对象”。 中国为什么会发生革命?为什么中国文化看上去如此不同?中国将如何对世界开放?会如何发展?这些都是他想了解的问题。 2016年9月,傅尧乐教授(左)、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以及SEEC-ABMP项目负责人He Jinsong。(PMO) 加中建交过程曲折:关于台湾问题表述意义重大 傅尧乐教授介绍说,1968年,时任加拿大总理的皮埃尔特鲁多决定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经过两年非常艰难的谈判,于1970年10月正式签署了建交公告 —— 这比尼克松访华还早了两年。 傅尧乐教授介绍说,在正式建交之前,加拿大曾四次尝试与中国联系,试图建立外交关系或是设立贸易办公室,但是,都是在最后一刻,加拿大退缩了。可能因为加拿大那个时候不在意中国,也可能是因为美国从中做梗 —— 正是冷战高峰期,西方的共识是不与共产国家合作。 傅尧乐介绍说,如果我的记忆准确,大约是双方在20月内谈判了21次,其中关键的问题是台湾。谈判中,中国坚持说,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加拿大要承认这一点。 加拿大断绝了与台湾的外交关系,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加拿大始终没有承认过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只是在双方的公报中指出:“中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加拿大政府注意到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 他认为,加中在这个立场上都有让步。 傅尧乐的分析是,中国当时也有自己的麻烦,就是与前苏联交恶,因此需要与世界其他国家建立联系,但又不愿意放弃对台湾的主权。 而加拿大处理台湾问题的新方式非常重要,此后被十几个西方国家仿效。最终,美国也承认了一个中国,与中国建交。 加拿大总理皮埃尔·特鲁多是第一位访问中国的加拿大总理。1973年,他与邓小平在会面。CP/PETER BREGG “小麦外交”与“兵乓外交”的不同 六零年代初,中国因大跃进造成的饥荒开始,而世界主要国家都对中国实施了禁运。 在向中国出口小麦这件事情上,加拿大当时的农业部长汉密尔顿以及进步保守党总理迪芬贝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据记载,1960年,中方以6000万美金从加拿大购买了76.2万吨小麦和32.7万吨大卖。之后,加拿大政府继续向中国出售小麦。在当时,这些粮食挽救了许多中国处于饥饿状态的民众。 傅尧乐教授介绍说,六零年代初,主流加拿大人反对与中国建交。自从向中国出售小麦之后,到了六零年代中期,主流民意也开始转变,认为既然可以与中国进行贸易,为什么不可以建立外交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讲,向中国出售小麦是建立外交关系过程中的重大事件,可以说是推动了两国正式建交。 当时,也有很多人辩解说,加拿大与苏联就有外交关系 —— 冷战期间,苏联肯定不是对加拿大友好的政权 —— 那为什么不能与中国建交呢? 而美国当时试图控制中国也遇到了很多麻烦。美国正在输掉越战,时任总统尼克松意识到,必须改变对中国政策,尤其当时中国可能已经不再是俄国的盟友,那么为什么不来打打“中国牌”呢? 于是,兵乓球成为了外交的手段,那是在1971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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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分
  • 专访查尔斯·伯顿教授:“似乎没什么可庆祝的” | 加中建交五十年系列采访之二
    2020/11/24
    今天,是我们“加中建交五十年”特别访谈的第二部分:专访伯顿教授:细数加中建交五十年,似乎没什么可庆祝的 播客音频:(时长15’59“) https://www.rcinet.ca/zh/wp-content/uploads/sites/6/2020/12/1202-Burton-mixed-final-1202.mp3 说起加中关系的五十年,已经退休的学者、外交官查尔斯·伯顿(Charles Burton)教授表示,自己关注中国实际超过了五十年。 还在中学时代,他在渥太华发现了一家“进步书店”,那间书店可以看到来自中国的图书,比如《北京周报》,他也由此了解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运动等。 他是加拿大最早前往中国留学的学生之一。1977年,他前往复旦大学学习,主修中国古代思想史。当时在学校的同学中,有很多后来进入中国的政界、军界、和商界。 1990年代初以及九零年代末,他两次前往中国,出任加拿大大使馆参赞。他是布鲁克大学的政治科学系教授,专门研究比较政治,中国政府和政治,加中关系与人权。 相关阅读:“加中关系活的编年史” 傅尧乐教授:从理想到现实 | 加中建交五十周年系列访谈之一  伯顿在中国。 加中关系最瞩目事件 加中关系中,最为瞩目的当然是加中正式建立外交关系,那是在1970年的10月。 中国派遣了非常资深的官员黄华担任第一任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黄华做了一年中国驻加拿大大使之后,前往纽约,成为了中国驻联合国的代表 ——那是1972年,联合国正式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加拿大承认中国加拿大是最早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西方国家之一,当时,只有瑞典和法国与中国有正式外交关系。加拿大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了解中国政府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避免了正式承认,可以说是个模棱两可的态度 渥太华承认中国政府是“唯一的合法政府”,只是“注意到”北京关于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说法。 而这个做法具有非常的意义,因为随后很多西方国家开始仿效,并承认了中国. 加中关系中最温馨的:“小麦外交” 加拿大与中国外交关系中的“小麦外交”很多人听说过,加拿大时任总理迪芬贝克和农业部长阿尔文·汉密尔顿(Alvin Hamilton)不顾美国的反对,在没有外交关系的条件下,签署协议,向中国出口小麦和大麦。而且,因为进口数量巨大,中国一时拿不出这么多外汇来购买,加拿大政府还破例为中国分期付款做了担保。 更多的人则担心和中国的粮食贸易会影响和美国的关系,毕竟美加关系头等重要,中国更像是敌手,而不是伙伴,双方曾经是战场上的对手。 在之后的三年,总共出口了总值3.62亿美元的大麦和小麦。有报道称,当时主管农业的中国国家副总理李先念后来说:“(这批粮食)避免了京、津、沪、辽和重灾区粮食脱销的危险,完全用于弥补国内粮食收支缺口”。 小麦出口一直在加中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两年,加中关系僵持,不过,2019年的加拿大对华的小麦出口却创下了历史记录。 70年代,中国正处于文革紧张时刻,两国关系并不活跃,但中加设立了一个“家庭重聚”的项目,中国人可以通过这个项目来找到失散在加拿大的亲人。 而到了八零年代,中国比之前更加开放了,加拿大国际开发署曾帮助中国的基础建设,在农业方面,比如猪肉加工等也有所帮助。 查尔斯伯顿教授到访中央党校(伯顿教授提供) 加中关系五十年最僵持不下的:人权与民主 从加中建交开始,加拿大一直鼓励中国建设公民社会法治社会。在八、九十年代,北京师范大学有一栋建筑,专门用来进行司法培训,项目包括了法官培训,公民社会项目,人权女权项目,非政府机构建设等。 但伯顿教授认为,现在回头看,这些项目其实对中国社会没有产生长远的影响,主要是因为在中国体制下,不可能允许非政府部门出现。 1989年春夏发生的“天安门事件”是加中关系中的又一件大事。 天安门事件之后,加拿大政府决定为在加的中国公民提供避难,绝大多数中国人决定留在加拿大。中国政府对此感到不满,尤其是公派中国留学生也可以得到庇护。 整个九零年代,加拿大继续期待和中国有更多交流沟通。加拿大一直很乐观,认为中国有一天会承认国际社会规范,接受自由民主的方式,最终实现政治体制改革。 1998年,中国签署了联合国《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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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专访联邦自由党议员董晗鹏:“加中关系处于谷底,但我是个乐观的人” | 加中建交50年系列访谈之三
    2020/11/25
    “我希望双方能够冷静克制,达到相互理解和合作。我希望能够帮助华裔度过这段因疫情以及加中关系紧张而受到歧视的阶段“ 欢迎来到加”加中建交五十年“特别系列节目。今天,是这个系列节目的第三部分。嘉宾是联邦自由党议员董晗鹏(Han Dong)先生,他也是加中立法协会(CACAN)的联席主席。 董晗鹏出生在上海,13岁随父母移民加拿大。2014年当选安大略省议员;2019年,当选联邦自由党议会议员。 播客音频:专访联邦自由党议员董晗鹏:“加中关系处于谷底,但我是个乐观的人” | 时长:20’52” https://www.rcinet.ca/zh/wp-content/uploads/sites/6/2020/12/1202-dong-han-mixed.mp3 加中关系中,加拿大一直试图在经济/贸易和人权法制两方面找到一个平衡。如何找到这个平衡呢? 目前,中国的外交战略很强硬,强调的是战狼外交;而加拿大的主流民意又感觉加拿大自由党的对华政策太软弱。你觉得双方有沟通的渠道和可能吗? 加拿大华裔在两国关系紧张以及新冠疫情带来的对亚裔的偏见下,应该怎么办? 加拿大政府希望拜登当选,带来加中、加美关系转机。THE CANADIAN PRESS/ Patrick Do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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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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