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あらすじ・解説

随时了解新技术及其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影响
エピソード
  • 加中建交50年,几个关键词:“战狼外交”、失败、不确定、与转变…
    2020/11/30
    “战狼外交,不确定、和转变;失望、失败、战略、以及耐心” 欢迎来到RCI “加中建交50周年”特别系列节目的第六期:加中关系中的几个关键词 上个星期,我们采访了熟悉加中关系的五位嘉宾,他们与中国都有密切的联系,多年来关注中国事务。 在采访中,我问了五位嘉宾同样一个问题:如果让你用四个字形容加中建交五十年,会是什么词?(别问我为什么是四个词,而不是更多或更少) 五位嘉宾的侧重点可能不同,但是高频率出现的词总结起来是:战狼外交,不确定、和转变。然后是,失望、失败、战略、以及耐心。 欢迎收听系列节目的第六部分:加中建交50年,几个关键词:“战狼外交”、失败、不确定、与转变... (时长:13分07秒) https://www.rcinet.ca/zh/wp-content/uploads/sites/6/2020/12/1203-episode-6-mixed.mp3 而且,他们一致认为,孟晚舟引渡案以及加拿大两名麦克 (康明凯,Michael Kovrig和斯帕弗,Michael Spavor)被中国逮捕且遭到严酷对待,成为了加中关系最大的转折点,主要是事件引爆了两国民众间对对方态度的大转变。再加上新冠疫情的影响,两国关系跌入了五十年来的最低谷。 今年夏天,加拿大的一项民调显示,对中国有好感的民众比例只有14%;而超过半数民众认为,加拿大自由党政府对华政策应该更强硬。 加拿大民众对中国正面印象从2005年的58%下降到2020年的14%。 最早担任加拿大外交官员的学者傅尧乐先生(Bernie Frolic)选择的是: 探索成功但失败了、战狼外交、目前很挣扎,充满不确定。 曾于七零年代留学中国的国际政治关系学者、加中问题研究专家查尔斯·伯顿教授(Charles Burton)选择的是: 失败,非常失望、非常伤心。这不是我期待的加中关系走向。 加拿大自由党议员董晗鹏(Han Dong) :从理解到发展。 他认为,加拿大与中国没有根本的经济或是外交冲突,希望中国能够展现善意,比如善待加拿大两名麦克。 而他也特别提醒加拿大华裔,在这个艰难时期,要努力对抗种族主义,以及不要被边缘化。 著名记者、作家黄明珍(Jan Wong) 的形容是: 50年代,乐观,正面;60年代,小心谨慎;70年代,希望期待;80年代, 兴奋,期待与中国的经济发展。但现在是警惕的、负面的、小心的。主要还是在于,过去加中关系的友好历史已经不再被重视了,现在中国关心的只是他们在二十一世纪的国家地位。 多伦多和平与外交研究所亚洲项目主持人姜闻然教授选择的是: 第一个:战略眼光;第二个:国家利益;第三个:主观能动性;第四个:历史观 —— 这个选择更像是他对加中关系走向的期许。 感谢收听今天的 “加中建交五十年”第六期:加中关系中的几个关键词。明天,会是我们这个系列的最后一期。明天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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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分
  • 专访联邦自由党议员董晗鹏:“加中关系处于谷底,但我是个乐观的人” | 加中建交50年系列访谈之三
    2020/11/25
    “我希望双方能够冷静克制,达到相互理解和合作。我希望能够帮助华裔度过这段因疫情以及加中关系紧张而受到歧视的阶段“ 欢迎来到加”加中建交五十年“特别系列节目。今天,是这个系列节目的第三部分。嘉宾是联邦自由党议员董晗鹏(Han Dong)先生,他也是加中立法协会(CACAN)的联席主席。 董晗鹏出生在上海,13岁随父母移民加拿大。2014年当选安大略省议员;2019年,当选联邦自由党议会议员。 播客音频:专访联邦自由党议员董晗鹏:“加中关系处于谷底,但我是个乐观的人” | 时长:20’52” https://www.rcinet.ca/zh/wp-content/uploads/sites/6/2020/12/1202-dong-han-mixed.mp3 加中关系中,加拿大一直试图在经济/贸易和人权法制两方面找到一个平衡。如何找到这个平衡呢? 目前,中国的外交战略很强硬,强调的是战狼外交;而加拿大的主流民意又感觉加拿大自由党的对华政策太软弱。你觉得双方有沟通的渠道和可能吗? 加拿大华裔在两国关系紧张以及新冠疫情带来的对亚裔的偏见下,应该怎么办? 加拿大政府希望拜登当选,带来加中、加美关系转机。THE CANADIAN PRESS/ Patrick Do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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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分
  • 中国的分水岭和转折点:如果没有六四,中国是否会顺利完成民主转型?
    2019/06/15
    今年是六四事件三十周年。1989年6月3日,全副武装的军人和坦克冲破市民的拼死阻拦,分几路向北京市中心推进,6月4日凌晨到达天安门,武力清场。这场持续一个多月的抗议活动,因学生和市民付出的生命,以“六四事件”之名载入了历史(亦称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加拿大华裔学者赖小刚认为,这次事件是中国的分水岭和转折点。六四的枪声毁掉了中国领导人对自己的制度、政策和能力的信心,同时也使中国民众抛弃了理想主义。 赖小刚在加拿大皇家军事学院政治系和女王大学历史系任教。他在六四事件三十周年到来之前接受了本台采访。 (此文已在6月3日和4日分为两部分发表,现略加改动后放入本台长篇报道栏目。) 收听CH_Clip_2-20190604-WMC20 在1989那一年出生的婴儿,现在已经进入而立之年。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对六四一无所知,也没有兴趣了解。在中国的媒体和网络上,1989年6月4日是一个被仔细抹去所有痕迹的不存在的日子。但是对于亲历者来说,当时的事在三十年后仍然清晰地刻在脑海里。赖小刚几乎记得从6月3日起每一个小时的情景。 他当时硕士毕业不到两年,在中国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工作。他回忆说,6月4日那天清晨,他从电视里得知天安门已“清场完毕”。他冒着大雨骑车去到单位。一个同事告诉他:“机枪!打了一夜的机枪!”另一个同事悲愤之中向他吼道:“赖小刚,你还在这儿呆着干什么?你还不走?!  你还这么年轻,你在这个国家呆着干什么?!” 当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有个节目叫《午间半小时》。那天中午,这个节目一遍又一遍地播放柴可夫斯基第六交响乐《悲怆》的第四乐章。赖小刚说,这个乐章,他有十二年不敢再听。 相关链接:六四三十周年之际,加拿大记者Arthur Kent把他在1989年6月3日夜间到4日凌晨拍摄的视频整理成短片《六月黑夜》(Black Night In June): https://youtu.be/hA4iKSeijZI . 没有六四不会移民 赖小刚说,六四对他来说是个“粉碎性的事件“。它摧毁了他的信念,使他无法在部队继续呆下去。多年后,当军科院的旧同事问他当时为什么非要走,他坦率地回答说,是因为六四。 当被问到是否对当年移民的决定感到后悔时,赖小刚说,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有高兴的地方,也有亏欠的地方”。给他带来快乐的是学术。他刚到军科院时,心里的梦想就是去一个西方军事学院“进修一下”。来到加拿大以后,他不仅有了进修的机会,而且还能深造。他在加拿大皇家军事学院和女王大学毕业后,又去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后,所学正是他当年梦寐以求的东西,这给他带来了无穷无尽的快乐。“这种学术上的境界和成就是在国内的学术环境和学术传统里不可能达到的。” 但是他同时也感到亏欠了自己的家庭,尤其是这些年来一直支持他的妻子和她的娘家。无法照顾父母也让他感到内疚。另外,他始终难以割舍战友情,回国时见到曾经“在一个锅里搅马勺”的昔日战友总是让他很高兴,以至于有时会想,当年是不是应该继续留在军科院? 所以他说,移民是不是后悔这个问题,他问过自己无数遍,却无法回答。 . 六四事件是个没有赢家的悲剧 在他所在的军科院和国防大学,六四期间有两百多名老干部因心脏病发作住院,多少个家庭的父子之间、兄弟之间或夫妻之间发生激烈的争吵。赖小刚说,六四是个悲剧,是个流血的伤口。所有的人,邓小平,赵紫阳,学生,都是输家。军队也是输家,受到了很大的伤害。军队并不想参与此事,后来也不把进京和开枪当成一件光彩的事。邓小平在六四后不久就要求不要说哪个部队开枪了哪个部队没开枪,因为“不利于部队之间的团结”。 收听CH_Clip_8-20190604-WMC80 赖小刚认为,开枪对邓小平来说是一个艰难的决定。改革开放在六四发生前取得的成就是因为中国重新回到了国际社会。使用武力势必造成巨大伤亡。在首都北京、在全世界众目睽睽之下使用正规部队、使用坦克镇压平民,“这是说不通的。”中国的国际形象彻底改变,台湾统一也变得遥遥无期。接下来怎么办呢? 但是邓小平已经无路可退。赖小刚说,学生开始绝食以后(5月13日),几百万人上街游行,还要电视直播(恰逢戈尔巴乔夫访华,国际媒体齐聚北京)。到16、17号的时候,局势就已经“走到绝路上去了”。北京在5月19日宣布戒严。 1989年6月7日,北京街头巡逻的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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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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